(106)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③熊若愚：《论习近平的依宪执政思想》，载《理论视野》2016年第10期，第22-25页。……把厉行法治作为治本之策，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讲起来、守起来。
(20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1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108) 为此，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具体制度的完善，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保护基本权利。(92)2018年8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20)(3)坚持和完善实现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第36页。
(84)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征》，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第5-21页。(104)江必新：《开启依宪执政新阶段》，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1期，第14页。相反，作为人民中的政治精英，党选择以牺牲和模范作为最高政治道德准则，以体现全体人民最高共同意志的宪法作为根本准据。
又如，现行宪法基于反思政治教训，规定了大量新的公民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住宅自由、人格尊严、通讯自由与秘密等。一方面通过宪法，共同体确认、总结了自身的历史经验，具备了作为一个统一政治生命的高度历史自觉。任何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宪法条文直接、明确规定了要制定有关法律（第31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规定）等。[61]四是作为nomos而存在的根本法（具体生活秩序的政治决断）。
第二，审查环节的全覆盖。《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15]习近平在回顾中国宪法发展史的时候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这种优越：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是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扫除一切旧势力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我国宪法发展史乃至宪法制度历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实质代表理论在西方宪法学里可以追溯到17世纪四十年代英国议会党为制约王权提出的议会主权思想，核心在于反对将人民主权建立在普遍授权（普选）形式上。因为授权只能发生在两个不同主体之间，自我无法也无须授权。这种论述思路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对应落后的窠臼。
但我们说最根本的还是政治权利，是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它是其他权利和自由的基础。[46]习近平，见前注[1]，第126页。要么只是将根本法理解为一种纯粹规范层级结构的最高授权规范和框架秩序，缺少对宪法根本内容的政治思考。[26]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3-124. [27]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2. [2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5-137页。
[80]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 《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84页。迪特·格林（Dieter Grimm）曾从价值与功能两个维度发展出一种宪法观念类型学，[21]提出尽管各国宪法内容各不相同，但从宪法所追求的政治价值观念来看，可以将世界宪法观念谱系分为自由—民主型、自由—非民主型（例如拿破仑制宪、日本明治宪法）、非自由—民主型（例如法国1789年宪法）、福利国家宪法（例如魏玛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
近代欧洲对根本法的理解都停留在一种薄的根本法观念之上：要么是一种纯粹的组织规范，仅仅在建构国家的基础功能上理解其根本法地位，并没有实质的规范性主张。这体现在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关于中国宪法一个深刻而形象的独有说明：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要么仅仅将根本法理解为是一种道德原则，不在意宪法在实证法体系里的效力地位。尽管第5条在写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时候没有再写公民遵守宪法法律，那是因为一切机关和团体都必须守法，而没有写公民守法，因为这一内容已经在后面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三条规定, [67]这与作为防御国家权力而存在的根本法观念大异其趣国家及其行政机构独立行使行政权的历史必然在新的治国理政生态中被以国家治理为主导、多元社会组织参与的模式所取代。党政合并设立的机构设置，对当代行政法的影响是不同于合署办公，党的机构同时又是行政机构，实质上是党的机构在行使权力。在国家机构改革背景和新公共管理模式下，行政主体日趋多元化导致行政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复杂化。⑤ 针对现行行政主体理论的种种缺陷，学界提出了不同的主张：第一种主张是完全否定现有行政主体理论，仍然坚持采用行政组织理论。
哪些权力由哪个机构行使，如何行使，权责怎样界定有了更为明确的程序和思路。在行政法学的研究中，行政组织的界定范畴与行政法关系的调控空间有逻辑关联，然行政关系并非单一维度。
⑨行政法主体实际上被赋予行政法上的人格，改变了过去乃至大陆法系国家仅从静态角度来阐释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地位的传统认识角度，增强了行政法主体理论的科学性和法律性。如果该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归口党务部门的工作机构是否可以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甚至国家赔偿的救济渠道？如果持肯定的态度，那么行政主体理论将被重新定义和作扩充性解释。
第二，西方几个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有相应的法律体系作为依托，在对各类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时有匹配的组织法依据。社会秩序的维护、公共利益的调整、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保障等都需要行政主体的参与和调控，这些程序都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和规范。
(12)目前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行政主体与行政职能的关系在行政组织法中理论张力有限，逻辑依据支撑不够。①历史和实践表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19)熊文钊：《行政法人论》，载《法学》1988年第4期。从职能履行上，行政机关与党务部门因合署办公而存在权力行使的交集，党的部门可以行使行政职权，如果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则应作为行政主体纳入行政救济的程序。
从组织形态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既包括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也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这有别于非政府公共组织，后者的行为依据是章程或者规约。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现实实践将对现行行政主体理论进行重新认识和解读。
既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当非政府组织不服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时，同理以行政相对人的身份主张权利救济。
内容提要：机构改革的逻辑路径主要是静态的机构调整与动态的职能转变，行使行政职能的行政机关和行政主体属于不同的逻辑范畴。二、逻辑关联：机构改革拓展了行政主体的理论视野 (一)机构改革的重头在行政职能的调适 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
由于行使公权力主体的多元化，由此引发的诉求紧张关系呈上升态势。从逻辑上，党的领导与机构改革是辩证统一的，机构改革的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坚持党的领导为机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因此，存在这样一个逻辑：职能要素运行状态决定政府职能是否转变，决定机构改革是否按预定轨道进行。国家将部分权能下放，转由社会组织履行公共行政职能，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减轻政府行政负担，也助于对社会秩序进行更便捷高效的调控。
我国目前的组织法和机构编制法不能满足行政主体理论在社会诉求关系中的逻辑解释，也与我国现代化的治理能力特别是法治治理能力不相符。(27)薛刚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之检讨——兼论全面研究行政组织法的必要性》，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
性质上，行政机关属于国家机关序列，在职责权限内代表国家履行行政职能，行使行政权，属于国家行政主体。如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湖北女子起诉省保密局案值得深思。
分权并未削弱法国对国家行政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反而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提升了社会治理的能力。从推理的维度，一般性的普遍权利并不必然转化为特殊性的公民权利，在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的路径衍生中，包括诸多的体制机制和法律规范。